家族史《往事如金》

文 / 世雄

爷爷“张师傅”

爷爷是个木匠，做木工活儿是一把好手。无论是在当年的村里，还是后来搬到了镇子上，他都颇有声望，大家都尊称他一声“张师傅”。经他手做出的家具，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深受客户欢迎，在街坊邻里间有着极高的诚信度。

爷爷身材不高但身体健壮，他虽然没读过书，却是个头脑灵光的人。他个性耿直，平时不苟言笑，做事随性且豪爽，喜怒哀乐从不遮掩，全都写在脸上。

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里，爷爷的生活简单到只有三件事：干活、喝酒、呵斥人。直到后来年纪渐长，我才逐渐体会到，爷爷并非难以接近，若是遇上合他性子的人，他也乐于敞开心扉。我也慢慢能够理解他那份深藏的心境了。爷爷对我还算偏爱，我们之间也有些许交流，这让我至今仍能记下关于他的五、六件往事。

砍柴遇险

这事儿大约发生在30年代。父亲曾多次提起它，每每听后，我心中总会波澜起伏。

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合住，柴米油盐不分家。在北方，柴火是第一要务，既为了烧饭，更为了过冬取暖，而上山砍柴的重任便落在爷爷身上。一个冬日清晨，天气晴好，爷爷起得很早，套上他亲手制作的大爬犁，赶着两匹健硕的骏马——一匹枣红、一匹乌黑——出发了。目的地在四五十里外的深山，马儿识途，爷爷坐在爬犁上倒也安心。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当又大又圆的冬阳升起，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爷爷竟在摇晃中眯了一觉。

进了山，砍柴的过程十分顺利。午间，他坐在像小山一样高的柴垛旁，就着一口干粮、一把雪，简单喂饱了马儿，心里满是收获的满足感。然而冬日天短，当爷爷看着太阳西坠准备回程时，天色已随阴云而暗了下来，雪花纷纷扬扬落下。

转过一个山丘，爬犁速度慢了下来。忽然，爷爷感到身后一阵冷风袭来，紧接着听到耳畔传来“呜”的一声——那是木梢棒带着劲风呼啸而至。爷爷下意识地移动身子，尽力闪避。万幸，那根梢棒擦着他的右太阳穴砸了下来，鲜血顿时涌出，迷蒙了他的眼睛。

爷爷当即意识到遇上了劫匪。在那动荡年代，劫马之事屡见不鲜。说时迟那时快，爷爷跳下爬犁，转过身，只见一高一矮两个劫匪正冲过来。他迅速从柴堆中抽出早已准备防身的尖头木棒，大喝一声，怒目圆睁。彼时他半边脸血流如注，威势凛然，竟将那矮个子强盗吓得连退数步。那高个强盗举棒猛砸，只听“咔嚓”一声，梢棒被柴木挡住，爷爷顺势挺起木棒，狠狠刺向强盗胸膛。强盗应声倒在雪地，那矮个子见势不妙，连滚带爬地逃入林中。

回过神来，爷爷才发现马爬犁不见了，定是马儿受惊先行下山。他此时头晕目眩，步履蹒跚，若追不上马车，在这寒夜荒野中恐有性命之忧。正当他心急如焚时，放眼望去，只见两匹马竟停在山口大路边，正驻足等候。

爷爷强撑着爬上爬犁，两匹马似通人性，风驰电掣般踏上归途。真可谓“无须扬鞭自奋蹄”，它们一路狂奔，径直撞开家门冲进院子，这才保得爷爷及时得到救治。这两匹通人性、救主人的义马，此后又为我家辛勤劳作了多年。

考级

爷爷常常跟我讲起当年考取木工等级的事。那场考试的题目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制作一把榫卯结构的凳子——四条腿、四条横撑，且凳腿必须带有特定的倾角。

考试开始后，其他木工在卯口倾斜度与榫头角度的计算上大费周章，又是测量又是比对，一个个耗时费料，大汗淋漓却依然交卷超时。而爷爷气定神闲，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胸中仿佛自带一把标尺，动作行云流水，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圆满交卷，且成品精准无瑕，令考官大为赞赏。

我对此十分好奇，缠着爷爷问他到底用了什么秘诀，是不是有什么绝妙的公式？爷爷听后只是爽朗一笑，说：“哪有什么固定公式，都是干得多了，手感就成了准绳，用的时候随手拈来就是了。”他又补充道：“就像古人说的‘勾三股四弦必五’，真正管用的招儿，其实都是最简单、最好记的。”

那时我正读初中，刚学到三角几何，听罢爷爷这番朴实却蕴含大智慧的话，心中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梁上飞人

记得一次放学回家，路过村口，见一大群人围在路边看新房上梁，场面好不热闹。我也挤进人群，探头张望。只见房基上工人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的拿杆子支撑房架，有的在调整柱脚，人声鼎沸。

当我抬头望向屋脊时，目光瞬间被一个人吸引住了——只见他赤着双脚，站在高耸的横梁上。他手中的锛子随着手腕的摆动上下翻飞，那圆木上的木屑如雪片般四散飞扬。转瞬之间，圆木便在阵阵节奏分明的劈砍声中被修整得平整如镜。随着众人齐心合力用杆子将房梁稳稳落定，严丝合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这时，我定睛细看，那立于梁顶、主持大局的老师傅，竟正是我的爷爷！他立于高处，神情专注，那份举重若轻的气势深深地震撼了我。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领会到什么叫“艺高人胆大”。

合板一块

爷爷还有一项拿手绝活，是能将多块木板胶合在一起，拼成宽大的整体木板，用来制作桌面、箱面等大件家具。这看似简单的木板胶合，实则极为考验功底。

他先要依次使用长刨、中刨、短刨，对两块木板的侧边进行反复的平口与合口，直到切面严丝合缝；接着便是刷胶粘合，他会将涂好胶的两块板交错拉动，在那来回的摩擦声中，直到胶水均匀渗入纤维，拉不动为止；最后是上夹子，将整块木板横向两端固定紧密，静待数日。

一次，我好奇地问爷爷：“这胶粘的真能牢固吗？”爷爷没说话，只是随手从废料堆里捡起一块胶合过的边角料，在那张充满沟壑的粗糙手掌中摩挲片刻，随即用力向地上一摔。

“你看看吧。”爷爷头也不回地说道。

我赶紧俯身拾起一看，那木板虽然断成了几截，但断口处全是木材本身的纤维，唯独当初胶合的那条缝隙，竟连一道裂纹都没有。我抬头看着爷爷，爷孙俩相视一笑，那一刻，无需多言，我便懂得了什么叫“经久耐用”。

三寸高

爷爷酷爱喝酒，甚至到了逢酒必“醉”的程度。对于整日劳作于木屑与刨花间的他而言，卸下一天的疲惫，回到家中，盘腿坐在热炕头上，温上一壶小酒，就着一盘简单的下酒菜，再听听儿孙们围在身边问候，这便是他一天中最好的享受，也是抚慰心灵、消解烦忧的良方。

我印象最深的一回，是爷爷在工地上不慎挂了彩。那是因为徒弟一时粗心，撞到了他挥斧的手臂，斧刃落下，把爷爷的膝盖划破了。那天回到家，爷爷满脸不悦，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唠叨个不停：“唉，我真是老了，连路都走不动了，走道脚后跟都抬不了三寸高，还得去干活……”

其实，父亲和家人早就劝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歇着，可他就是闲不住，总觉得自己还得在那方寸木料间转悠。当时我年纪还小，根本不懂爷爷那种“身退心不退”的无奈，听完他的话，我竟偷偷背过身去，暗自试着走路，拼命想看看自己的脚后跟到底能不能抬起三寸高，还真把爷爷那句“气话”当成了真。

带岭囧遇

爷爷有四个儿子，取名“君、臣、忠、民”。这四个字寓意深远，仿佛是一组浑然天成的排比，见证了爷爷对家道传承的期许。在四个儿子中，伯父的性格最像爷爷，父子俩处事之道如出一辙，言谈举止间更是有着旁人难及的默契。正因如此，爷爷与伯父的关系格外亲近。

当年，伯父从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家乡小镇工作几年后，调往带岭林业局，并在那里安了家。一去数载没能回老家，爷爷挂念得紧，便干脆背起行囊，独自坐火车千里迢迢去看望。

到了带岭下车，离林业局还有很长一段路。恰好有一辆马车路过，赶车人听闻爷爷要去林业局，便热心地招呼他搭个便车。爷爷坐上车，心里美滋滋的，想着不用走路，很快就能见到久别的儿子，不禁越想越高兴。

可就在这时，赶车人和车上其他捎脚的乘客突然开始一边议论、一边愤愤地咒骂。爷爷心下纳闷，细听之下，那被骂的人竟是自己的儿子！他顿时火冒三丈，还没到林业局，就急不可耐地跳下车，一路小跑奔向伯父家。

一进门，爷爷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把伯父大骂了一顿。伯父看着一脸怒容的父亲，瞬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知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父亲，竟引得老人家从远方赶来，进门便是一场“狂风暴雨”。

又一个“爷爷”（四爷）

我们口里叫的爷爷，其实是我亲爷爷（我们叫“大”爷）的二弟。当年因为爷爷膝下无子，便将我父亲过继给了他，因此我们从小到大都称呼他为“爷爷”。这件事，我们兄妹小时候并不知情，直到长大后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

爷爷曾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为人儒雅，待人谦卑。他处事友善，感情细腻，与父母商量家事时从不以长辈自居，更不会独断专行。对于我们这些孙辈，他更是倾注了无尽的关爱。在那个温饱尚且难以维持的年代，爷爷总是变着法子给我们买些“奢侈品”：花生、糖球、糖葫芦、绿豆糕……还有那石猴口哨、小泥人、小风车，成了我们童年里最珍贵的记忆。

每逢过年，孙子们磕头、孙女们施礼，爷爷便会笑眯眯地拿出压岁钱，还会亲手给孙女们挑上花花绿绿的毛绒头绳、绫子和花手绢。每一份礼物，都藏着他细腻的良苦用心。

爷爷年轻时是个生意人，常年在外奔波。他性子勤勉，收入稳当，且心中始终惦记着大家族。他总是慷慨地补贴家用，谁家有个急难琐事，他总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因此在大家族里口碑极佳，老少皆敬。出身买卖人的他，骨子里透着规矩。即便是在最日常的饭桌上，端碗、执箸、喝酒的姿势，都有着一招一式的讲究。他常不失时机地规范我和哥哥的言行，通过耳濡目染，我和哥哥也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礼数。

“谦和祥”的最后一场酒宴

“谦和祥”——这是一个颇具历史感与古朴意蕴的商号名。它开办于1943年，主营酒、盐、布匹等在那年头紧缺的紧俏物资。那时的商号股东结构很清晰：大股东孙老板占股六成，负责总管全局与采买；爷爷占股两成，负责店面经营与销售；另一个王姓股东占股两成，负责账目调配。

靠着几人的精诚合作，商号生意兴隆，家境也蒸蒸日上，甚至在村里购置了土地与马匹。孙老板与爷爷经营理念契合，私交甚笃，可唯独那王姓股东，为人越发狡诈不安分。幸而爷爷洞察力敏锐，及时揭发了他将店里八成存款兑换成银票、企图携款潜逃的阴谋。在孙老板果断追回银票并将其清理出局后，这场危机看似平息，实则埋下了祸根。

那王姓股东走后，竟指使他在店里做伙计的亲属曹某，暗中对孙老板与爷爷进行报复。曹某人高马大，却是个嗜酒如命的莽夫，对于这一切，孙老板与爷爷虽有所觉察，但也只能时刻警惕防范。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这是谦和祥一年一度的谢年宴，也是分红发钱的好日子。当晚，店里张灯结彩，众人推杯换盏，兴奋不已。曹姓伙计却显得异常狂躁，他独自揽过一个硕大的三斤七两酒瓶，大口吃肉，自斟自饮，仿佛在用酒精压制着什么。酒宴持续了约莫两个时辰，众人在欢庆中醉意朦胧地散去，各自回房歇息。

东北的冬夜极冷，为了御寒，火炕烧得滚烫。曹姓伙计酩酊大醉，被同寝的小李搀回房间，倒在炕头便昏沉睡去，口鼻中喷出的酒气熏天，呼吸间带着粗重的喘息声。

小李睡不着，坐在炕沿边卷了一根旱烟，掏出火柴一划。就在火柴擦亮的一瞬间，变故突生——只听“嘭”的一声闷响，曹姓伙计的口鼻竟喷出一团烈火！瞬间，火舌如恶魔般将他全身吞噬。他在炕上痛苦地翻滚，火苗却越滚越烈。惊魂未定的小李踉跄着跑出屋外呼救。众伙计听声奔来，七手八脚泼水救火，待火势扑灭，那曹姓伙计已在剧烈的焚烧中气绝身亡。

就在众人合力清理遗体时，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他后腰处滑落，撞击在炕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伙计们面面相觑，满心疑惑；而赶来查看的孙老板与爷爷对视一眼，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把刀，成了未遂谋杀的铁证。冥冥之中，他们竟因这突如其来的诡异大火，躲过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血光之灾。

精神的港湾：华家胡同的老宅

那是在1957年的春天，一个我记忆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家族搬家了。

在此之前，大家散居各地：爷爷奶奶带着我住在供电所附近的草房，父母与哥哥妹妹挤在发电厂的家属房，大爷一家则在大车店附近。那次搬家，让分散的几房人终于聚在了一起。我们买下了位于“华家胡同”的一栋连脊房。那是个绝佳的地段，质量上乘，前后院宽敞得令人惊叹，单是前院，从屋檐到前道竟有约40延长米。整栋房共七间，宋家住东，姜家居西，我们买下了中间的三间。

每间房价200元，大爷出资400元，爷爷出资200元。虽然不知长辈们当时是如何商定这笔出资比例的，但那个决定，成就了我们家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根脉。

搬家那天，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第一天，朋友赶着马车，帮我们拉了两趟大件；第二天，家里借来手推车，来回拉运琐碎物件。那年我才五岁，跟在车后跌跌撞撞地跑，跑得气喘吁吁也追不上，最后被大人一把抱上了车。

我们这三间房，中间是灶间与储物，东西两侧各为居室。南北两铺大炕上，每间屋子都塞满了十几口人。二十多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起灶开火，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那时的春节最为动人，大姑、二姑全家十几口人汇集于此，大家族几十号人挤在一起。我们在大爷搭的木板通铺上唱歌、跳舞、打闹，大人们则围坐在一起，发糖果、打扑克、猜谜语，欢笑声在院落里久久回荡。

然而，快乐的日子也经受过岁月的考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温饱成为难题，在长辈们的协商下，大家最终决定分灶起伙。后来，大伯从带岭林业局调回五常，住进东间北炕；老姑也在前院盖起了三间房，随后叔叔又在后面加盖了砖房。如今想来，那座老宅的院落是何等宽敞啊！

我从5岁搬入，直到1977年离家求学，在老宅足足住了20年。后来，哥哥妹妹们相继住到2012年动迁。在这座院子里，我家前前后后生活了55年，那可是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啊！我的三妹、四妹和弟弟，都是在老宅呱呱坠地的。

2012年，老宅动迁，我们在原址换回了现代楼房。身居新楼，我却时常恍惚，总会下意识地去确认老宅原来的方位，去描摹它的模样，去捕捉那些与它相伴的碎片。

老宅，它伴我走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快乐静好的少年，以及风华正茂的青年。无论我身在何方，那座华家胡同的老宅，已然化作我一生的精神家园，是我心灵永远避风的港湾。

珍贵的球鞋与牤牛河的惊险往事

6岁那年，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双球鞋。那是爷爷给买的，我穿着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脚下轻便又柔软，那种欣喜，远胜过如今孩子穿上一双名牌运动鞋。在50年代，拥有一双球鞋是许多孩子的梦想，因为它既美观又防水，相比家里做的布鞋，简直就是一种奢华的享受。

那个夏日，爷爷带着我和堂弟去“安家造”（当时的安家造纸厂）游玩。那是我懂事后第一次坐火车，兴奋不已。看着那个喷着粗气、发出巨大轰鸣的钢铁大家伙，我对着胆怯的堂弟炫耀道：“别怕，它有的是力气！”周围的乘客听到我们小哥俩的对话，都忍俊不禁。

下了火车，我们换乘马车走山路。路两侧绿树成荫，蝴蝶漫舞，牤牛河水潺潺流过，惬意至极。忽然，马车一个急刹，把我们从心旷神怡中惊醒。路中间，一条被车轮轧成两截的蛇正在痛苦挣扎。爷爷一边安抚我们，一边用木棍将蛇身挑到路边的草丛中，还宽慰道：“没事，放到一起它自己会接上的。”我被这个“神话”深深打动，对蛇的命运充满了担忧。

次日清晨，我和堂弟瞒着爷爷，偷跑回昨天那棵大树下寻找蛇的踪迹。看着空空如也的草地，我竟信以为真地觉得那是它“接体成功”回家了，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欣喜。

然而，这双带给我快乐的球鞋，却在返程的小雨中惹了祸。鞋子溅上了泥点，我心疼坏了，便趁着爷爷不注意，溜到河边刷鞋。刷得干干净净后，我自作聪明地在沙地上挖了个坑，注满清水，将鞋子漂在上面，心想这下既不沾沙也不沾泥，简直绝妙。

就在我们捕捉蜻蜓、追逐蝴蝶玩得正欢时，不经意间回头一看，只见一只鞋正随着波浪在河面上悠悠飘荡，另一只鞋所在的浅坑，也因水位上涨与河水连通了。我心急如焚，看到岸边有条小船，便跳了上去，抄起长篙就想去捞鞋。可我人小力薄，根本划不动，反而被卷进了河水主流。小船离岸越来越远，漂速越来越快，恐惧瞬间攫住了我：这船会一直飘到松花江去吗？

岸上传来急促的嘈杂声，爷爷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焦急。只见一名大个子青年飞奔着沿河下游跑去，随即跳上一条停泊的小船。他在湍急的河面上奋力撑篙，如同一道生命的屏障，稳稳地截住了我。他轻松挑起那只鞋，又熟练地将两条船靠拢、撑离主流，渐渐靠向岸边。当船头触岸的那一刻，岸边的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欢呼，而我，仍惊魂未定地紧紧攥着那双失而复得的球鞋。

房柁上的“双龙牌”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自行车是比现在的小汽车还要罕见的“大件儿”。整个镇子的大街上也难得见到几辆，而我家炕上的房柁上，就常年挂着一辆“双龙牌”自行车。

那是爷爷的宝贝。听他说，这是进口的好车，配置的是极少见的脚闸刹车。爷爷平日里极其爱惜，极少骑它，唯有远行办事才动用，回来后必定擦拭得一尘不染，再郑重其事地悬挂回房柁上。

年幼的我躺在炕上，常盯着那辆高悬的自行车出神，心中荡漾着无数奇怪的念头：这车子那么重，能不能把房柁压垮？那两颗钉子真的撑得住吗？两个轱辘的车子骑起来有多难？什么时候我才能骑上它呢？常常想得入神，梦里便骑着它在长街上飞驰，快活极了。

那是个酷热的夏天，爷爷取下自行车，在后架上绑了一把铁锹，说是要到输电线路上挖废弃的电线杆根，要去几天。他穿着白布上衣、黑色裤子，我一直站在院门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满是不舍与担忧。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在院门前的大街上玩，远远看见几辆大马车由远而近，停在了家门口。爷爷骑着自行车随行而归。伙计们忙活好大一阵子，把全部电线杆根卸到院里，在通道两边堆成了高高两堆。那段时间，那些废旧木料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场，上蹿下跳，打闹嬉戏。后来，这些木料被大爷运走作为木工原料，边角料则成了冬日里最好的烧柴。

又过了一段时日，有一天，爷爷很小心地将自行车取下，放到院子里，仔仔细细地擦拭。那车把、车圈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在院子里骑了几圈，像是与一位老友做最后的告别，随后便骑着它出了门。

过了好大一会儿，爷爷只身走了回来，自行车不见了。

我赶忙跑上前去，急切地问：“爷爷，你的自行车呢？”

爷爷一脸惆怅，眼神中透着一股若有所失的落寞：“卖给人了。”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卖了自行车，再加上以前的积蓄，准备做个小买卖。”

那一刻，望着爷爷略显萧索的背影，年幼的我虽然不懂经营，却分明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无奈。那不仅仅是卖掉了一辆车，更是爷爷为了撑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不得不向现实做出的妥协。那辆曾承载我无数童年梦想的“双龙牌”，从此消失在房柁之上，却永远印刻在了我记忆深处。

梦中之城：第一次哈尔滨之行

那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我尚未入学，哥哥也才刚上一年级。那时，爷爷在镇里的集市经营小百货，隔段时间便要去省城哈尔滨进货。在我们哥俩的想象中，哈尔滨是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梦幻之城，却从未奢望过能够亲眼一睹。

直到那个暑假，就在哥哥开学前夕，晚饭后爷爷突然宣布：“两三天后我要去哈尔滨进货，带你们哥俩一起去开开眼！”我们听后激动得蹦了起来，那种期待简直要把心脏撑破。

出发前夜，爷爷再三叮嘱明早要赶早车。那晚，我们躺在炕上，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兴奋像潮水一样翻涌，折腾到深夜仍毫无睡意。还没等爷爷开口叫早，哥俩早已穿戴整齐，像两只等待起飞的小鸟般守在屋里。

从五常到哈尔滨约有一百二十公里，中间停靠了十几个小站，晃晃悠悠走走停停，大约用了三四个小时。最初的兴奋随着漫长的路途慢慢归于平静，等下了火车，坐上哈尔滨特有的摩电车，那种新奇感又瞬间回归——那就像是一列缩小的火车，铁轨细细的，车厢晃晃荡悠，带着我们驶入道外的繁华地带。

我们在“裤裆街”（后改名为天一街）的一家小旅店住下。临出门前，爷爷为了防止我们走丢，特意在我们的衣兜里各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旅店的地址。那份细腻的关爱，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暖得人心里发酸。

第二天，爷爷带我们去进货。那户人家住在一栋老旧的楼房里，外挂的木质楼梯走上去吱呀作响，摇摇欲坠，看得人心惊肉跳。忙完正事，爷爷带我们去吃了顿香喷喷的饺子，又领我们逛了赫赫有名的同记商场。在商场里的“同泰足赤金”柜台前，爷爷犹豫再三，最终下了很大的决心，花重金买下了一些金首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留给母亲，再由母亲传给我和兄弟姐妹们的金手镯与金戒指。

那次哈尔滨之行，我不仅见识了省城的繁华，更透过爷爷在那段摇摇欲坠的木梯上奔波的身影，读懂了他做生意的不易，以及他那份深藏于心、沉甸甸的爱。

五元钱的考验

在今天，五元钱或许连买杯咖啡都不够，是随手便可忽略的零钱。然而，置身于五、六十年前的那个岁月，五元钱却是笔不小的财富：它足够让一家人安稳地饱食数日，能在饭馆里体面地吃上几顿正餐，甚至能交齐一个学期的学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五元钱不仅实用，更有着沉甸甸的诱惑力。

那时，爷爷在小镇集市的大门边经营着一间小百货店。他常去哈尔滨进货，把那时小镇难得一见的“稀罕物”运回来售卖，生意十分红火。每天，爷爷都要背着沉甸甸的货箱子往返于家与店面之间，我和哥哥常会在店里帮他照看货摊、协助收款，好让爷爷能腾出空来吃顿午饭。

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爷爷整理好货箱准备出门。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瞥见爷爷脚边的地上，赫然躺着一张五元钞票。哥哥没有丝毫迟疑，弯腰捡起，递到爷爷手中：“爷爷，这是您掉的钱吧？”

爷爷笑了，接过钱，摸着哥哥的头赞许道：“你真是个好孩子！”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许久之后，有亲属打趣道，那兴许是爷爷故意设下的“局”，想试试我们是否会起贪念，将钱私吞。但我和哥哥听后，心中却异常笃定——我们一致认为那纯属偶然，绝非爷爷的刻意考验。因为在我们的感知里，爷爷对我们是完全赤诚与信任的。

即便那真是一场无声的试探，那我们也早已用最纯粹的行动，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份坦荡与笃定，成了我们兄弟俩童年里最珍贵的一抹底色。

爷爷的苍耳偏方

大约是在六十年前，爷爷五十多岁时，常受头疼头晕的困扰。在那个物质匮乏、缺医少药的年代，寻医问诊是一件奢侈的事，体检更是闻所未闻。年仅8岁的我，虽然懵懂，却将爷爷的病挂在了心上。

后来，爷爷从一位中医那里寻得了一个偏方：秋后采摘苍耳，洗净晒干，每日取二十粒煎水服用，可缓解血压高引起的头晕。

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色微亮，爷爷早早起身。我一骨碌爬起来，当得知他要去郊外采摘苍耳时，我执意要陪同。爷爷拗不过我，欣然答应。那是一段漫长的路，我们需要从镇子一直走到农村的大田地头。

秋日的田野开阔而萧瑟。到了田间，苍耳随处可见。起初我采得笨拙，被苍耳的尖刺扎得生疼。爷爷见状，细心地教我：“用剪刀剪，手接住，这样就不会扎到了。”

那天，爷爷弯腰剪药时，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看着他那有些吃力且踉跄的身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承担更多。那一天，我成了采苍耳的主力，把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剪下、接住、放入袋中。虽然那苍耳熬出的药汁苦涩难咽，但爷爷坚持服用了好一阵子，头疼的症状竟真有了明显的缓解。

那段苦涩的药汁，治好了爷爷的头晕；而那个深秋清晨的陪伴，却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暖的一抹底色。爷爷虽然老去，但我依然记得，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曾用小小的双手，努力为他撑起了一份健康与希望。

爷爷的“止血秘籍”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童年虽说粗粝，却也极其快乐。放学后，女孩子们跳着格子、丢着布口袋，在院子里安静地消磨时光；而我们这些男孩子，则像是被关不住的野马，每天都在打弹弓、玩火柴枪、爬树掏鸟窝的冒险中消耗着无穷的精力。

受伤，是那段童年里最平常的插曲。膝盖磕破了、手指割伤了，流血成了家常便饭。大人们虽苦口婆心多次告诫，却挡不住我们要闯荡天地的野性。每当爷爷看着我们哥俩带着一手的血印子、满腿的擦伤回到家，他总是急得团团转。在那个家徒四壁、连最基本的红药水都难寻的年代，那份“手足无措”里，藏着多少揪心的疼爱。

大概是深秋的一天，爷爷满头大汗地推着那辆“双龙牌”自行车进了院子，后架上驮着一大捆草根一样的东西。我好奇地凑上去问：“爷爷，这是啥？干啥用的？”

爷爷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笑着告诉我：“这东西可有用了，叫‘洋铁叶’。用它做成‘刀口药’，既能止血又能消炎！”

那之后的几天，爷爷就像是在做一件神圣的艺术品。他把洋铁叶根仔细削去外皮，露出洁白的茎芯，洗净、切片、暴晒、火烤、最后碾成细腻的粉末。经过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两大瓶色泽纯净的“刀口药”终于制成了。

后来，每当我们受了皮外伤，爷爷便会取出一个精致的骨制小勺，小心翼翼地舀上一勺粉末，细心地撒在伤口处。神奇的是，那粉末刚一碰触伤口，竟真的止了血、镇了痛，伤口也愈合得飞快。

每每回想起这往事，我总能想起爷爷佝偻着背、细细研磨药粉的背影。在那简陋的小院里，他用那些看似寻常的草根，为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孙子，撑起了一道无微不至的安全屏障。那不仅是药，更是爷爷给我们的最浓郁的爱。

窗下的花影：爷爷的精神园圃

爷爷是个性情高雅、热爱生活的人，他这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养花。无论搬到哪里，爷爷总会在窗下亲手搭起一个花架子，仿佛那是他与自然沟通的圣坛。

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华家胡同老宅的那段时光。那时，爷爷在窗下向阳处搭建了一个宽敞的气派花架——足有半米多宽、两米多长，一米多高。那上面陈列着爷爷悉心照料的“宝贝”：金秋怒放的菊花、四季常开的月季、姿态绰约的君子兰与蝴蝶兰，还有洋绣球、石榴花、茉莉花……各色花卉错落有致，争奇斗艳。

每到花开时节，爷爷便会邀上几位志同道合的友邻，围坐在花架旁谈笑风生。左邻右舍也常来串门，赏花、谈心，临走时若能讨得一枝插条或几粒种子，那便是满载而归的欢喜。爷爷每日雷打不动地侍弄他的花草，浇水、施肥、修剪枝叶，动作轻柔得如同对待艺术品。冬去春来，他将花盆从屋内搬到屋外，再从屋外移回屋内，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那座花架，成了大家庭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它不仅装点了我们清贫却充实的岁月，更在无形中滋养了我的童年。爷爷那种从容的生活态度、对美的执着追求，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烙印在我心底，成为我一生怡情养性的源头。

哪怕多年过去，每当看到窗台上的盆栽，我总会想起那座老屋窗下、在阳光里闪耀着生机的花架，想起爷爷那双呵护着万物灵性的手。

四碗红烧肉

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正值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的初期。受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政策的影响，全国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定量供应，一个月的配给往往只够吃半个月；猪肉每人每月仅半斤，豆油每人每月四两。

那时候买肉，人们总是争相抢购肥肉，若是能赶上板油，那更是难得的好运气。记忆中，妈妈做菜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往锅里倒油，若是手抖放“多”了，还会心疼地用勺子再舀回油瓶里。对我而言，童年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在外面玩耍时，远远望见自家烟囱升起袅袅炊烟——那是归家的信号，也是饥肠辘辘的胃所期盼的慰藉。然而，菜里少油，吃肉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转眼到了临近春节的一天，在供电所做食堂管理员的爷爷回家来，高兴地对我和哥哥说：“供电所食堂杀猪了！你们哥俩今天晚饭别在家吃，去供电所吃红烧肉。你们到了先别进院，在门口等着，等我弄到餐票，叫你们时你们再进去。”

听了这话，我和哥哥高兴得跳了起来，整个下午都在焦灼又兴奋地等待天黑。终于挨到了晚饭时分，哥俩脚下生风，直奔供电所大门而去。按照爷爷的叮嘱，我们不敢冒进，便蹲守在供电所对过的松花江机械厂大门前，眼巴巴地望着供电所的方向。

随着天色渐暗，不一会儿，便见人三三两两地从大门走出来——有人打着嗝，有人剔着牙，有人喝得摇摇晃晃。看着这些人，本就饥肠辘辘的我们，肚子更是叫得震天响。迟迟不见爷爷的影子，哥俩心里不禁打起鼓来：难道是餐票没弄到，吃红烧肉的事要落空了？

正当我们饿得心慌、胡思乱想之际，一位中年妇女向我们招手。定睛一看，原来是食堂的厨师、我们熟识的曹婶。她笑眯眯地说：“你爷正忙着呢，让我叫你们进去吃饭。”

走进食堂，一股浓郁的饭菜香气扑面而来。爷爷手里拿着两张餐票，买了两碗热气腾腾的小大碗红烧肉，曹婶又贴心地端来两碗大米饭。我和哥哥狼吞虎咽，那一块块红烧肉入口即化，口齿留香。一顿饭如风卷残云般被扫荡一空，真解馋！那一刻，五脏六腑就像久旱逢甘雨的土地，得到了久违的滋润。饭后，爷爷又额外买了两份让我们带回家，给父母和妹妹们改善伙食。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四张餐票来之不易：一张是爷爷舍不得吃省下的，另外三张则是买的同事出差未归留下的份额。其实，不仅仅是这顿红烧肉，爷爷心里总惦记着我们，他总是克勤克俭，省下钱、粮票和食物接济家里。正是有了爷爷那份深沉的关爱与无私的付出，才帮助我们一大家子熬过了那个饥饿、困苦的年代。

父爱如山

《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名言，正是父亲一生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

父亲出生于1928年，家住东庞家屯，小名“长海”。他儿时的命运可谓多舛：三岁时曾受惊吓，五岁又经历一场大病。八岁起，父亲进入半里城子小学读书，后转入五常县五常街公立实验国民优级学校（即后来的五常实验小学）直至毕业。遗憾的是，小学毕业后，爷爷认为求学已足，便让父亲回家务农。

由于父亲的心思并不在农活上，加之体力与经验欠缺，干起活来常显得笨拙且缺乏耐力，无法达到爷爷的要求，父子间因此常有龃龉。这段日子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父亲心中求学的火苗始终未曾熄灭。在奶奶和四爷的开明支持下，尤其是四爷主动承诺承担学杂费，两人最终说服了爷爷，父亲得以重返校园，继续了约一年半的初中生涯。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父亲16岁那年。当时，日本人在齐齐哈尔开办了“满洲电力养成所”。在那个人们对电知之甚少、视其为神秘技术的年代，这一前沿学科对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为了争取这次机会，他竭尽全力说服了爷爷。尽管报名费及路费共需30元（当时是一笔巨款），在四爷不在家的情况下，奶奶毅然带着父亲去王大拉屯向父亲的姥爷借了50元。这笔借款虽未偿还，但也成就了父亲未来的人生。

凭借着勤奋与刻苦，父亲在养成所经过近两年的钻研，不仅掌握了内线电工、外线安装及输变电等专业技术，更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学成归来。

从此，父亲与“电”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他投身于电力事业，并成为五常电力事业的开创者。他在电力领域的杰出贡献与敬业精神，不仅在县内乃至省内都有口皆碑，也成为了我们家族永远的骄傲。

三岁梦魇

那是1931年的初秋，父亲才三岁，家住东庞家屯。那是一个消息传得极快的年代，邻近的太平岭、西庞家屯、半里城屯等几个自然屯，一旦发生大事小情，不出半天便传得满村皆知。

当时，邻居高家的老爷子久病不愈，家里请来了“大神”跳大神驱邪。在那个迷信风气盛行的年代，大神比郎中还要受人待见。听闻有跳大神的，十里八村的人们不亦乐乎，三三两两地汇聚到东庞家屯，挤满了高家的院子。

高家人在院里搭起了高台，烧香上供，忙得不可开交。夜幕降临，仪式正式开始。大神身着黑长褂，头戴镶着长辫的瓜皮帽，手里舞动着布幡，边转边唱，如神灵附体；助手“二神”则在一旁卖力地击鼓应和。年幼的父亲站在自家的窗台上，看得聚精会神。他本就觉得那场面诡异，心生胆怯，正想跳回炕上躲避，只听二神猛地大叫一声：“看！”

刹那间，大神口中喷出长长的火舌。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与那狰狞的喷火场景，让幼小的父亲惊恐万状。他跌跌撞撞地躲进屋里，躲进那黑洞洞的被窝中，在恐惧中沉沉睡去。

或许是惊吓过后的应激，父亲做了一个诡异又美妙的梦：他梦见一位小王子驾着精致的小马车，在窗台上疾驰。他诧异又惊喜，梦醒后兴奋地爬上窗台寻找马车，却只是一场空。失落之余，他下意识地望向窗外，不料目光竟撞见惊心动魄的一幕——村里那个五十多岁、患有呆傻症的庞老五，竟当着他的面跳进了井里。尽管众人随后将人打捞上来，但生命早已消逝。

那一年，这一连串的变故深深烙印在父亲的记忆深处。终其一生，父亲总受神经衰弱的困扰，常在梦中惊醒。我们不禁会想，或许正是这三岁时接连遭受的巨大刺激，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五岁重生

那是1933年的春天，在那个物质匮乏、缺医少药的年代，疾病是悬在每个家庭头上的利剑。当时的人口成活率极低，重感冒或肺炎足以轻易夺走一个孩子的生命。乡间流传着一句：“郎中门前过，必得让个座！”这朴素的谚语，道尽了人们对救命郎中近乎敬畏的尊崇。

彼时，五岁的父亲正是贪玩的年纪。大人下地干农活，他便跟在左右，到处撒欢，甚至还学会了放马。五岁的孩子个子矮，上马自然困难，但父亲自有妙招：他薅一把青草扔在马前，待马低头吃草时，顺势爬上马脖子，再稳稳骑上马背。若想下来，只需喊一声大人帮忙。

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转折。那一日，父亲又如往常般骑上了马背，由于沉浸在自得其乐的风景中，马儿吃着草不知不觉走远了，竟脱离了大人们的视野。春夏之交的天气阴晴难测，顷刻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泻。春雨寒凉，马背上的父亲孤立无援，无人将其抱下，他只能在风雨中又冷又怕，哭声夹杂着雨声，凄厉而绝望。

待大人们寻到他时，父亲已是浑身湿透。回家后，他开始持续高烧，不时呓语。请了郎中诊治，病情却不见起色。整整三天，父亲粒米未进，急得奶奶手足无措，只能靠喂些小米汤吊着一口气。到了第四天，父亲肚子肿大，脸色蜡黄，气息奄奄。

爷爷见状，心灰意冷地断言：“都四天了，没救了，扔出去吧。”在那个年代的迷信观念中，夭折的孩子若是走门出屋，便断了转世托生的路，唯有从窗户抬出才留有转世的余地。爷爷几次抱起父亲欲往窗外送，都被心如刀绞的奶奶拼命夺回，奶奶欲哭无泪，陷入了绝望的边缘。

正当生死一线时，万幸降临了——一位郎中恰好从家门前经过。奶奶如见救星，不顾一切地将其请进屋。郎中为父亲把过脉后，沉默良久，才神色凝重地说道：“孩子病入膏肓，我只开一副猛药试试。若能救回，你们再给诊金；若治不好，我不收分文，我也确实无能为力了。”

奶奶当即点头：“可以，快试试吧！”

郎中立即配药煎药，奶奶小心翼翼地将药汁一勺勺喂下。接下来的一个时辰，全家人都在死一般的焦急中等待。就在失望即将彻底淹没大家时，父亲突然翻身呕吐，一大口接一大口地吐出绿色的积水。片刻后，他竟缓缓坐了起来，肿胀的肚子平复了，原本涣散的眼神也重现了光亮。

家人惊喜交加，连忙向郎中磕头拜谢。郎中药到病除，收下诊费后飘然而去。父亲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喊饿，奶奶赶紧煮了一碗面条，又打下一个荷包蛋，父亲胃口大开，吃得精光。

父亲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这不仅是一次劫后余生，更是一次重生。如果没有那个雨中被及时找回的午后，没有那位偶遇的郎中，就没有后来的父亲，自然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

饭盒

父亲八岁时开始上学，就读于半里城子小学。读到三年级时，因学校合并，他转入五常县五常街公立实验国民优级学校继续学业。

在半里城子小学读书期间，年仅八岁的父亲身子瘦弱，却每天要独自往返于东庞家屯与学校之间，路程近四里多地，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伯父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伯父个性独特，行事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顾及弟弟。上学放学时，伯父嫌弟弟走得慢、是个“赘脚”，总是一个人跑跑颠颠地先行离开，往往他都到家吃完饭了，父亲才刚跨进家门。即便奶奶多次叮嘱要照顾弟弟，伯父也总是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

父亲求学的路上，不仅有寒冷与孤独，更有艰辛。在一个寒冬的傍晚，最后一节美术课上，老师要求学生自由创作，交卷及格即可回家。当时天色已灰沉沉的，归心似箭的父亲担心回家的路，急中生智将自己的手按在纸上，勾勒出一个手形，稍加完善后交卷，竟出人意料地得了个优秀。然而放学走出校门时，已是小雪纷飞，路面湿滑。由于中午没吃饭，父亲体力不支，这一路摔了不知多少跟头才艰难回到家中。

那时家里只有一个饭盒，每天被大伯用着，奶奶只能用两个碗扣在一起权当饭盒给父亲带饭。这种简陋的包装既不保温又容易漏汤，还让父亲感到难为情，带了几次后，他便宁可中午饿着也不带饭了。这一切都被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了让儿子吃上一顿热乎饭，奶奶在春天顶着烈日去大户人家帮工薅地，起早贪黑干了五天活，用挣来的工钱为父亲买了一个真正的饭盒。

从那以后，父亲中午终于能吃上一顿饱饭，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了力气。那个崭新的饭盒，不仅填饱了父亲的肚子，也伴随着他后来在五常县公立实验国民优级学校的求学生涯，温暖并贯穿了他整个小学时代。

电力养成所求学

小学毕业后，父亲留在家里帮忙干些零活。但他一心向学，在奶奶和四爷的全力支持与资助下，得以考入初中继续深造。在校学习约一年半后，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日本人开办的“齐齐哈尔满洲电力养成所”开始对外招生。在那个年代，“电”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新生事物，这一新兴技术深深吸引了父亲。他费尽周折，终于说服了爷爷奶奶。那一年，年仅十六岁的父亲，背着行囊，揣着借来的30元钱，只身登上了前往齐齐哈尔的列车，开启了人生崭新的阶段。

父亲后来常感慨，当时心中忐忑不安，深知前程凶险。在那动荡的岁月中，日本人常以招工、招生的名义诱骗青年，将其送去做劳工甚至进行活人试验，一旦踏入，往往九死一生。抵达齐齐哈尔后，父亲按地址找到了那处被高墙环绕的四层建筑。只见大门两侧由日本兵荷枪实弹把守，戒备森严。父亲硬着头皮走入大院，凭借扎实的功底，他顺利通过了面试与笔试。入学后，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吃住全包。父亲被分入电气内线班，随着课程的正式开始，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在养成所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的学习顺风顺水，但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一个“饿”字。十六七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每顿饭仅供应两个小窝头、稀粥和咸菜，毫无油水，吃完没多久便饥肠辘辘。为了填饱肚子，父亲曾几次请假谎称寄信，偷偷跑出校外用四爷给的钱买烧饼充饥。不料此事被同校的一位五常老乡王永学告发，此后请假变得极为困难。

为了对抗饥饿，父亲动了一番心思。当看到有同学因营养不良在课堂上饿晕时，学校虽稍有改善，但依然杯水车薪。父亲便组织同学们轮流装晕，以此向学校施压。校方最终派人彻查，发现食堂管理员佐藤清竟在克扣学生伙食费。事后，气急败坏的佐藤清竟强迫学生食用洗澡水做的饭，导致多人腹泻。真相大白后，学生们愤而罢课，学校随即将该管理员开除并送往前线充军（后据传被尚志地区的抗联击毙）。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磨砺，父亲不仅掌握了内线电工、外线安装、输变电等专业技术，还精通了日语。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让父亲从此立下宏愿：要为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贡献毕生力量，誓要让家乡五常早日实现电气化。

发电厂

从养成所毕业归来后，父亲在家赋闲待业。那是一段颇为失意的日子，爷爷不理解他的志向，常抱怨他读了书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吃闲饭”。父亲一面承受着压力，一面积极帮家里干活，同时四处奔波寻觅工作机会。在那信息闭塞的年代，找一份对口的工作难如登天。

大约半年后，父亲的“贵人”出现了——那是父亲的远房亲戚刘四姨夫。我后来曾见过这位长辈，尊称他为“四姨夫爷”。他时任县新华书店店长，人长得高大魁梧，面容俊朗，蓄着络腮胡子，很有堂堂男儿的威仪。他给父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五常发电厂正在招人，建议父亲去试试，并主动提出为其做保人。

父亲喜出望外，次日一大早便赶往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发电厂。那时的发电厂，厂外有两栋日式家属房，高档的一栋供厂长和管理人员居住，普通的一栋则住着工人；厂区南面是平房办公区，北面是发电车间和一个巨大的晒水池。还没走近，发电机的轰鸣声便已震耳欲聋。父亲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顺利通过了面试，被分配到发电班实习，三个月后再调往内线维护与安装岗位。

这段实习经历让父亲大开眼界：他不仅深刻理解了电力的源头与发电原理，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变压器绝缘竟使用提纯后的豆油，因此走进车间，除了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便是扑鼻的豆油香。

实习结束后，父亲正式进入内线班。他工作利落，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从不马虎。一次，日本内线工程师江谷德雄与班长利用午休时间抽查父亲负责的工程。他们先检查总配电盘，发现总闸已拉下并悬挂了“禁止合闸”警示牌；随后深入天棚查看线路，发现父亲将线路规划得极为巧妙，不仅避开了烟囱和排风口，连瓷瓶绑法的匝数与结扣都精准合规。江谷德雄当场竖起大拇指，对班长夸赞道：“厉害！这个年轻人了不起！”

后来，江谷德雄成了父亲的师傅。他是一位反战的技术工人，在业务上给予了父亲极大的帮助，两人私交甚笃，两家人的夫人们也往来密切。东北光复后，江谷德雄继续留在电厂工作了两年，直到1948年才返回日本。

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升，父亲在内线班的工作顺风顺水。有一次上班途中，父亲偶遇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卖菜人，细看之下，竟是当年养成所的同学王永学。得知他因求职无门、生活艰难度日，父亲心生同情，便将其介绍进了发电厂。王永学此人虽擅长钻营，不久便混得不错，还引荐了朋友刘春进入厂里，但他对父亲却始终怀有嫉妒之心。在随后的内线班长选举中，王永学与刘春暗中拉票意图夺魁，但工友们心里有杆秤，最终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口碑，父亲以高票当选。

山河屯

1950年春天，县发电厂停止了自主发电，正式接入哈尔滨电网，改组为供电所。次年春，山河屯镇也实现了并网，并计划设立内线班。当时县供电所正需抽调骨干前往山河屯担任班长，父亲毅然自告奋勇，申请前往一线。在得到领导批准后，父亲带着母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哥哥，奔赴山河屯上任。

在山河屯工作的这一年（至1952年4月），是父亲职业生涯中一段极为快乐且充实的时光。那里工人们作风朴实，服从意识极强。父亲在那里大展拳脚，建立了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安全守则、维护维修手册及内线施工规范。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山河屯供电所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业绩斐然，更将许多先进经验传回了县供电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取代父亲担任县所内线班长的王永学，在所长的要求下，不得不带领团队向父亲学习，这令心怀芥蒂的王永学颇为尴尬。

那段时间，父亲在山河屯结交了不少至交好友，即便多年以后，父亲还曾带我回访故地，与老友把酒言欢，追忆那段峥嵘岁月。父亲那时年轻潇洒，常提到自己骑车时一手扶把、一手拿着五角钱一只的烧鸡大快朵颐的趣事。

工作期间，父亲还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救火壮举。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山河屯粮库因火星引燃了存有上千吨军粮的仓库，形势危急。库区领导紧急请求供电所切断电源以配合扑火。父亲闻讯赶到，在刺骨寒风中果断爬上电线杆，熟练地切断了隔离开关，为后续的消防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还因此受到了县里的嘉奖。

当然，工作中也伴随着生死考验。有一次，父亲登杆进行停电作业，尽管上杆前已确认杆根稳固，但作业途中突起一阵强风，只听“咔嚓”一声，电线杆顺风倒下。父亲被安全带死死缚在杆上无法脱身，命悬一线。伴随着“咣当”一声重响，杆子重重倒地。令众人惊讶的是，父亲竟毫发无损——原来他恰好落入了一处壕沟，电线杆则横跨在壕沟两岸，巧合之下让他躲过一劫。

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也降生在这个家庭。此时，县供电所成立了技术科，急需专业人才，便将父亲调回县城担任技术员，负责生产技术、安全生产及技术培训等全面工作。父亲对此感到踌躇满志。于是，在我尚未满月之际，全家人又踏上了回县城的路，开启了父亲事业的新篇章。

从政考试

父亲回到县供电所担任技术员（总工）后，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但他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技术上游刃有余，管理上也尽显才华。

时光转入1953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停战协议签署，和平之光终于照亮了这片土地。彼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毛主席高瞻远瞩，提出了“苏维埃+电气化”的宏伟蓝图，并正式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经历多年战火的国家急需各类建设人才，一场全国范围的人才选拔运动随即拉开序幕。

黑龙江省紧随其后，开展了选拔百名县处级后备干部的考试。父亲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被工业局列为推荐候选人。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父亲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备考生活：无论是深夜的夜校、白天的书桌，还是自行车后架，随处可见备考书籍的踪影。他争分夺秒，将一切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中。

经过三个多月的刻苦拼搏，父亲满怀信心地参加了选拔考试。考后，他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信地对母亲说：“可以帮我准备行装了。”大约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按规定，父亲需先到省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集训，随后再分配至各市、地、县担任领导职务。不久后，《黑龙江日报》甚至刊登了入选百人的照片与简历，全家人都为父亲的卓越成就深感骄傲。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阻力来自爷爷。在那个“父命不可违”的年代，爷爷以“家业需要支撑、岁数大了需要赡养”为由，坚决反对父亲离家赴任。面对家族长辈的严词拒绝，父亲虽然万分遗憾，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这次极具潜力的升迁之路就这样不了了之。

尽管仕途因此中断，但那段备考经历及在此过程中沉淀的系统性知识，却如同厚积薄发的火种，为父亲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段未能成行的省城之路，虽成为一种遗憾，却也以另一种方式，默默支撑着父亲在电力技术之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供电所

父亲担任县供电所技术员（技术总工）期间，王永学任生产调度，刘春担任外线班班长。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他带出了一大批中坚骨干：黄勤、李阳、于德水、王凯斌等人，分别成为了内线班、变电班、维修班和供应班的班长。在徒弟们的支持与配合下，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挥斥方遒，各项任务开展得顺风顺水。

一次县里进行高压线停电作业，外线班在班长刘春的带领下准备登杆。父亲因放心不下作业现场的安全，特意骑着自行车赶去指导。刚到现场，他便敏锐地发现工人们竟未安装安全接地线。面对父亲严肃的质问，刘春支支吾吾地推脱道：“不过是两小时的作业，装了拆、拆了装，实在太麻烦。”一旁的王永学也帮着敷衍。父亲当即严厉喝止：“这是违反操作规程、关乎性命的大问题，绝不能因为嫌麻烦就敷衍了事！必须马上接地！”刘春迫于压力，极不情愿地按要求补装了接地线。

谁也没想到，惊险的一幕瞬间发生。就在十多名工人登杆作业时，突然一道电光闪过，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刚才安装的接地线瞬间被击得焦黑残破，冒着蓝烟。杆上的工人们吓得浑身发抖，不少年轻人当场哭出声来。父亲立即致电变电所，值班员在电话那头颤抖着承认：刚才误操作合错闸了！这条线路刚刚被误送入了3.3千伏高压电，幸亏有了那根关键的接地线，引发短路导致电闸自动跳闸，才硬是将大家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事后，刘春和王永学对父亲感激涕零，纷纷感谢父亲的坚持救了大家的命。性格直爽的刘春从此对父亲心悦诚服，成为了他最忠实的挚友。

1958年春天前后，哈尔滨电业局计划将县域及农村高压输电由3.3千伏升级为6.6千伏，这意味着全县近300台变压器亟待更换。面对巨额的资金缺口与严峻的供需短缺，县领导一筹莫展。县委书记亲自找父亲商讨对策，父亲想起在哈局工作的养成所同学，主动请缨前往求助。书记当即拍板，派专车送父亲奔赴哈尔滨。

抵达哈局后，父亲从同学口中得知，哈市供电刚完成升级，大院里堆满了淘汰的6.6千伏变压器。父亲喜出望外，立即请求面见局长。局长听完父亲的来意，看到他风尘仆仆却对工作充满热忱的样子，深受感动，当即决定将这批变压器作为“设备再利用项目”调拨给五常县，并盛情留父亲用餐。

父亲迅速将好消息传回县里。随后，县里雇来的10多台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供电所大院，将变压器悉数运回。这桩困扰县里的大事终于圆满解决。为表彰父亲的功绩，县委和工业局不仅对他通报嘉奖，还为他晋升了一级工资。

县工人代表

大约在1960年前后，全国上下正积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为了动员各行各业奋发进取，县里筹备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召开一场千人表彰大会，旨在褒奖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

经过层层遴选，县工业局一致推荐父亲作为工业界的代表。工业局给出的推荐理由极具分量：无论是山河屯时期保障抗美援朝物资供给，还是通过调拨设备完成全县电力技术改造，亦或是那次千钧一发之际避免重大高压事故的壮举，每一桩事迹都足以折服众人。

接到发言任务后，父亲既兴奋又有些忐忑。尽管担心在千人大会上紧张，但他随即以极高的标准投入到准备中。那段日子，父亲对待稿件字斟句酌，甚至把我们几个孩子当作“观众”，在家中反复演练报告，直到能够完全脱稿、情感饱满。

“五一”当天，时年32岁的父亲风华正茂，他特意换上崭新的工作服，脚蹬一双黑皮鞋，显得格外精神。他眉目俊朗，身姿挺拔，信步登上讲台。面对台下人山人海的盛况，父亲泰然自若，全场演讲一气呵成，全程脱稿。演讲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县委伞书记更是亲自上前与父亲握手致意，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凭着对电力事业的杰出贡献，父亲先后两次获得工资调整，这在当时是对个人成就的极高肯定。父亲的工资水平也一直稳居全县企业从业人员之首：60年代起薪75元，随后涨至97元，到了70年代更调至103元。

多年后，父亲在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时再次见到伞书记。谈及收入，当父亲告知工资为103元时，伞书记感慨道：“咱俩的工资差不多，但你奋斗在电力第一线，贡献卓著，按理说你应该拿得更多才是！”这不仅是对父亲经济收入的认可，更是对其一生奋斗价值的最高褒奖。

棉猴

那大概是1961年入冬前后的事。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刚放学做完作业，父亲便兴冲冲地进门了，高兴地对我们宣布：“我发奖金了，走，带你们去买棉衣！”我和哥哥听后兴奋不已。

在那个年代，家里的衣服大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仅总是大孩子穿完留给小的，而且棉衣多是妈妈亲手缝制。做棉衣是个大工程，每年从夏天开始，妈妈就要着手准备七八套冬装。传统的做法是将棉花铺在里子与面料中间，用针线缝合。那样做的棉衣针脚外露、凹凸不平，穿久了还会钻出棉花，露出难看的白点。只有条件稍好、讲究些的人家，才会选择“做套面”的款式，虽然美观，却要多花布票与钱财。因此，我们对“商店里买来的棉衣”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觉得那一定又暖和又体面。

父亲带着我们一路说笑，来到了位于小十字街的二商店。柜台里的女服务员热情地迎上来，向我们推荐了刚从哈尔滨进的一批儿童“棉猴”。父亲随即让服务员找来两件让我们试穿。那棉猴清一色的黑色，虽无色彩可挑，但款式新颖，不仅连着帽子，保暖性与便利性更是没得说。

我穿的那件大小正合适，还稍显宽绰；哥哥起初那件有些紧，经过服务员几次调换，最终也选到了合适的尺寸。穿上棉猴，戴上帽子，我们哥俩互相打量，别提多神气了。这两件棉猴一共花了27元，每件13.5元，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笔昂贵的开销，是一份奢侈的礼物。

那时，哥哥在五常实验小学读三年级，我读二年级。我和哥哥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优异。那段日子，我们哥俩穿着笔挺的黑色棉猴，在校园里出双入对，成了学校里一道惹眼的风景线。

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了，无论是中学同学还是工作后的旧友，谈及往事，总会提起当年穿着黑色棉猴、出入校园的那对小哥俩。时至今日，我依然深深感激父亲，在那个物质清苦的年代，为我们撑起了一份温暖的呵护，给予了我们优越而幸福的童年。

讲课

从1962年到1980年的近二十年间，除了本职工作外，父亲还承担着全县电工的安全培训与技术培训重任。那一时期的学员多来自各大工厂、企业及农村，由于当时学习机会极其难得，学员们对父亲的课程格外珍惜。课间，常有学员拿着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难题现场求教。

每次培训往往有一两百人，分为多个班级轮流授课。父亲对待教学一丝不苟，不仅精心备课，还针对讲授内容亲自做演示实验。他的教学风格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结合极其紧密，加之讲解生动，课堂氛围总是格外热烈。

为了让学员们听得懂、记得牢，父亲总结出许多“一语中的”的讲解口诀：例如讲交流电的50赫兹，他会形象地说“电流在电灯里每秒钟亮灭各100次”；讲避雷针，他强调“避雷针实则是引雷针，接地线必须做得扎实”；讲到继电器，他则比喻为“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自动开关”。这种接地气的教学方式，让父亲深受广大学员的爱戴。

我记得有一回，晚上父亲去学校为学员答疑，我缠着也要跟去。没想到刚进教室，学员们就热情地把我围住，又是送糖果又是嘘寒问暖，还夸我将来一定有出息。年幼的我当时倍感自豪，甚至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份殊荣并非源于我自己，而是真正的“子为父贵”——正是因为他们对父亲怀有发自内心的尊敬，才对我如此呵护。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配给制年代，淳朴的电工们常从各地赶来，给家里送大米、豆油、猪肉等副食品，以表谢意。对此，父亲和母亲总是尽量谢绝；实在推脱不掉的，父母也会坚持按市价折现给对方，并执意留他们在家吃顿便饭。

凭借精湛的技术与真诚的为人，父亲在全县电力战线赢得了普遍赞誉。那二十年里，父亲不仅为五常电力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人格魅力更如火种一般，默默影响并引领了几代电力员工的成长与成才。

出公差

从我记事起，父亲似乎总在出差。有时他前脚刚踏进家门，第二天清晨又匆匆离去，一年里大半的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奔波中度过的。他出差的理由很多，或是为了专业交流与技术考察，或是受命去支援外单位处理棘手的故障。

每当父亲出发前，我总会追着问他归期，待他走后，我便每天在日历上算着日子，盼他回来。在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里，父亲为了补贴家用，常会把省下的差旅费留给母亲，以缓解工资往往不到月底就花光的窘迫，而他自己在异乡总是省吃俭用。

父亲归来时，总会带回一些各地的风味点心，那是我们童年里最甜的期盼。记得有一次父亲深夜归家，到家时已是半夜，我因惦记着他，硬是强撑着没有睡下。父亲见到我，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白面馒头递给我。我在被窝里细嚼慢咽，那滋味至今难以忘怀——在那个人人缺粮的年代，一个纯白面馒头，便是这辈子吃过最珍贵的美味。

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有一次去泰来县支援发电厂。在那儿，他整整奋战了两个多月，硬是将发电厂的重大技术故障给解决了。厂方为了表达谢意，特地从水库里捞了两条重达三十多斤的大鱼送给父亲，并专程派人护送他回家。

当那两条硕大的鱼被抬进家门时，全家人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鱼！那时我们还没分家，一家二十多口人，足足吃了好长一阵子。母亲把鱼变着花样地做：炖着吃、煎着吃，剩下的还腌成了咸鱼储藏起来。那两条大鱼，不仅是父亲汗水的见证，更在那营养匮乏的岁月里，为我们全家人送来了一场难得的饕餮盛宴。

纺织厂

1968年，父亲步入了四十岁的“不惑之年”。这一年，他面临了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在一次县工业局召开的建厂会议上，父亲获悉省里计划在县内建立一座规模仅次于佳木斯纺织厂的大型国营企业。

据规划，该厂拥有2万枚纱锭及一条4000锭纯麻生产线，配备织机500台，员工逾千人。其主要产品为亚麻棉混纺纱与布，年产纱3300吨、布1000万米，产品九成出口，远销欧美、日韩及港澳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面对这座宏伟的工业蓝图，在供电系统深耕二十余年的父亲心潮澎湃，他渴望换一个更大的舞台，将毕生所学在大型企业中大显身手。

就在父亲踌躇满志之时，机会如约而至。工业局为筹建纺织厂，正广纳全县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人才选拔会议上，局长郑重地向父亲发出邀请，希望他加入筹建处，全权负责企业供电规划及电工班组的筹建工作。这与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坚定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调入筹建处后，父亲开启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纺织电力”生涯。从电工班起步，直至担任设备科要职，他为纺织厂的基建、生产、技术改造与革新倾注了全部心血。那一时期，父亲依然是家中“忙碌的背影”。我常去厂里给他送饭，总能看到他正伏在案前一丝不苟地绘制图纸，或是与同事在讨论会中激烈碰撞思维的火花。

纺织厂电力系统规模庞大，高压进户，拥有独立的变电所与上千个配电控制柜，支撑着上万台电动机三班倒全天候运转。厂区地下那纵横交错、井井有条的电缆网络，每一根都凝聚着父亲的智慧与汗水。正是凭借着这份严谨与敬业，自开工以来，纺织厂实现了高质量的安全供电，各类故障总能被及时排除。父亲以其精湛的技术，为这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建设与稳健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其电力心脏的忠诚守护者。

龙凤山电站

1971年，父亲再次肩负重任，参与了龙凤山水电站的建设。龙凤山水库始建于1958年，竣工于1960年，最初以防洪、灌溉及养殖旅游为主。随着县域电力需求的增长，1971年经黑龙江省电力局批准，县里决定在水库基础上扩建发电站，规划年发电量达1300万度。

为此，电站筹建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副县长鲁德修挂帅，行政负责人为陈西陕（5人团队），外援专家组由董绍祖领衔（5人团队），而本县技术专家组则由父亲担任组长（6人团队）。这支由实干家组成的精兵强将，开启了电站建设的征程。当时我正是一名知青，也被抽调到输电线路施工队，有幸近距离目睹了指挥部成员们战天斗地、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一次去指挥部看望父亲，见专家们为了一个技术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连饭点都顾不上，直至意见达成一致时，大家才开怀大笑，那种纯粹的奋斗激情至今令我难忘。

建设期间，我曾陪父亲去施工现场检查水泥电线杆的焊接质量。那时正值“三九”严寒，晚风如刀割般刺骨，厚厚的棉衣在寒风中宛如虚设。为了避风，父亲带着我跳进了电线杆坑，奇迹般地，坑底竟瞬间暖和了起来。那一刻，父子俩在坑底的避风取暖，成了我记忆中一段苦中有乐的温暖时光。

在艰苦的建设一线，还有一件趣事。第二天食堂杀猪犒劳大家，五角钱一份的红烧肉香气四溢。我和父亲每人买了一碗，大快朵颐后，我们竟不约而同感到阵阵头晕。正好碰上驻站的大夫，父亲请教原因。大夫笑着解释道：“没事，这是正常生理反应。因为平时肉食摄入较少，肠胃突然面对高热量食物，身体各个器官都处于兴奋状态，大量血液涌向肠胃进行消化，导致大脑暂时供血不足。”这一顿红烧肉，不仅解了馋，还让我们长了知识。

经过近两年的并肩奋战，电站如期建成投产，父亲圆满完成了这一重任。回首往昔，父亲常感慨道：“我这一辈子，电力事业的环节几乎都干遍了：年轻时搞火力发电、内线、外线，中年又负责工企供电、变电所设计，最后还参与了水力发电站的建设。”

圆满完成会战后，父亲回到了纺织厂，并晋升为设备科科长。他主管全厂的设备管理、技术革新、采购规划及技术引进论证工作，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

再上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88年，父亲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厂里领导深知他在技术与设备管理领域的核心作用，多次诚恳邀请他留任，继续为工厂把好技术关。当时父亲身体依然硬朗，对厂里的业务驾轻就熟，他也实在不忍心脱离那一线奋斗的岗位。于是，他欣然应允，继续肩负起全厂设备、技术管理及电工班的领导重任。

那之后的日子里，父亲依旧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作风：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与工厂之间，从不迟到早退。他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厂领导与工友们的一致敬佩。这一“续写”，便又是十三载光阴。

直到2001年，父亲正式离休。

回首往昔，从16岁踏上求学之路，到73岁正式离休，父亲在电力战线上整整耕耘了57个春秋。这57年里，他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电力事业从筚路蓝缕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更在火力发电、一线施工、企业供电管理、水电站建设以及电力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

父亲凭借卓越的奉献，不仅获得了离休老干部的崇高待遇，更在晚年先后荣获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这些闪光的奖章，是他半个多世纪奋斗历程的最高礼赞，也是他留给家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热爱生活

自2001年正式离休后，父亲开启了舒适惬意的晚年生活。他酷爱书法、诗词、品酒与养花，时刻关心着天下大事。闲暇时子孙绕膝，共享天伦，那是他人生中最宁静的一段时光。

岁月的长河中，父亲始终牵挂着曾经奋斗过的地方。2007年5月，他重返山河屯回访当年参与设计的变电所，受到了当地后辈们如同迎接老前辈般的尊贵礼遇；2013年7月，他又故地重游龙凤山水库，回望那座凝聚了他青春与汗水的水力发电站，再次受到了热情而隆重的接待。在那段时期，他还多次前往哈尔滨游玩庆寿，在斯大林公园、动物园及各具特色的餐厅与俱乐部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虽有小儿子多次盛情邀请去加拿大居住，但父亲因故迟迟未能成行。

2010年春，父亲出现行动不便及面部表情不自主的情况。经哈医大二院专家诊断及211医院CT检查，确认为帕金森综合征。确诊后，父亲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坚持服用药物，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除了偶尔感冒或扭伤外，日常生活质量保持得相当不错。2013年7月至次年清明，他在大妹家住了十个月，在精心的饮食调理下，身体甚至还胖了一些。

自2016年起，父亲在身体状态欠佳时开始需要子女夜间守护；2017年起，家里正式雇佣了专人陪护。父亲晚年一直与三妹、三妹夫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大妹、二妹、四妹也坚持天天探望和轮流看护，而儿子们与孙辈们更是常来膝下尽孝。

回顾父亲的晚年，他拥有了超过常人的幸福与安宁。这份圆满，得益于他一生打下的健康底子，更得益于子女们发自内心的孝道与奉献。父亲在儿女的爱与守护中，走完了他温暖而从容的最后一段旅程。

长寿的馈赠与至善的家风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约为76.4岁（男性75岁，女性77.9岁）。父亲以9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的一生，比平均预期寿命高出了17岁，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老人。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认为他的长寿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淀：

一是基因的馈赠与良好的生活习惯。 张氏家族有着长寿的遗传基因，祖辈中高寿者不在少数，爷爷便活到了91岁。而父亲在后天也保持着极佳的生活作风：他不吸烟、少饮酒，绝无不良嗜好，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热爱生活，以快乐的心境去迎接工作。

二是卓越的品格与深厚的修养。 父亲一生身居要职，管人无数，但他始终凭借过硬的技术与人格魅力让众人心服口服。他从不发脾气，待人温文尔雅、真诚宽厚。早年体弱的他，深知保重身体的重要性，从不蛮干。他“待徒如子”，桃李满天下，这份宽广的胸怀与回馈社会的欣慰，成为滋养他心灵的甘露。

三是专注与严谨带来的生命韧性。 父亲对电力事业的专注程度近乎痴迷。一张复杂的图纸，他能伏案打磨数日；那如米粒般大小的字体，书写得工整如印刷品。这种对每一个工程、每一次攻关的极致严谨，不仅练就了他缜密的思维，更让他拥有了一种如气功般的专注功力，这对他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大有裨益。

四是家庭的温暖与儿女的孝心。 母亲贤德，一生忍受腿疾操持大家，让父亲得以心无旁骛地奋斗。母亲离世后，子女们又接过了尽孝的重担，让父亲在晚年拥有了超过常人的幸福感。

感恩怀念：父恩如海，手足情深

“感恩怀念老父亲，若有来生再转世，还做孝子报父恩。”这份对父亲的深情，在兄弟姐妹的齐心合力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 大哥——有孝心、有力气： 经常照顾父亲洗澡，有时还要背着父亲上下楼。父亲曾动情地说：“你小时候我背你，现在是你背我了。”
• 二哥——常挂念： 经常回来看望，不仅送酒送药，更在夜里陪护时亲手喂水，令父亲感慨：“真舒服，真是亲儿子！”
• 大妹——最周到： 为父亲寻医问药、调理饮食考虑得细致入微。父亲患病初期在她家住了10个月，精心调理下身体还胖了一些。
• 二妹——最尽力： 虽身患糖尿病，却多年来从未缺席过对父亲的陪护，曾因连续昼夜照顾导致血糖升高眩晕，令人动容。
• 三妹——最贴心： 父亲晚年的24小时守护者。她为了照顾父亲，放弃了个人爱好，从饮食起居到吃药洗漱，甚至是与护工的沟通周旋，无一不亲力亲为。
• 四妹——最诚意： 陪护时对父亲的需求预判敏锐，常做父亲爱吃的饭菜，父亲在住院期间，唯有她喂的饭才吃得下。
• 老弟——最牵挂： 虽身在海外、不远万里，却坚持每年回国探望、每周视频通话。这些年来寄药、买衣、带果酒，尤其出资为父亲镶了一口好牙，让父亲晚年受益无穷。

父亲的圆满，是儿女们共同托举的幸福。这份家风，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永远的电力之光

父亲的一生，是与共和国电力事业同频共振的一生。从早年的艰苦求学，到投身抗美援朝后勤保障，从主导县域电力升级，到躬耕龙凤山水电站建设，再到纺织工业的设备领航——他用双脚丈量过山河屯的寒风，用双手连接过万千灯火，用严谨的技术守护过工业的脉搏。

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更是一位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的父亲。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那段关于“棉猴”的温暖记忆、关于“红烧肉”的科学教诲，更是那种即便在艰苦岁月中依然执着追求技术、热爱生活的精神坐标。

斯人已逝，星光常明。那纵横交错的地下电缆依然诉说着他的智慧，那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流中，依然藏着他毕生的心血。父亲从未真正离开，他化作了我们生命中永恒的引路之光，指引着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去发光、去发热、去踏实前行。

母爱似海

母亲生于1929年，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外祖父居住在距离县城约五公里处的韩家屯，他是一位识文断字、开朗豁达的智者。那时，家里雇着几个短工耕种几垧良田，农闲时外祖父便赶着驴车拉脚、走街串巷贩卖水果。凭着勤劳与聪慧，家境格外宽裕。母亲幼时的生活十分优越，那时的她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歘嘎拉哈、磕着瓜子。母亲常笑着回忆，家里那时候总存着几大麻袋的瓜子，哪怕和小伙伴们终日磕，也仿佛永远磕不完。

在母亲三岁时，生母便不幸离世。后来，外祖父续弦，这位继祖母待母亲如己出，给了她一个温暖、充满母爱的童年。母亲知恩图报，待这位继祖母如亲生母亲一般。出嫁后，母亲常带着细粮、点心和生活费回家探望，这份母慈子孝的深情，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同样深受这位祖母的疼爱。每每去村里看望她，临走时，她总是塞给我们满满一篮子的鸡蛋、咸鸭蛋与新鲜蔬菜，一直送到村外，直到看我们走远才舍得转身。记得有一次秋风瑟瑟，我和哥哥已经走远，回头望去，看见老人家依旧孤零零地站在风中，几缕银发在秋风里凌乱飘散，那是岁月刻下的沧桑。那一刻，我鼻子猛地一酸，泪水夺眶而出。那份送别的场景，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当我带着刚结婚的妻子去看望她时，老人家满心欢喜，将家里最好的吃食倾囊而出招待我们，那份亲情在寒门之中显得尤为暖人。

母亲年轻时身体康健，总是乐观快乐。然而，生活的重担在她生下第四个孩子坐月子时发生了转折——她不幸患上风湿，进而转为胯关节骨结核，落下了终身残疾。从此，母亲的腿经常肿痛、发炎。但为了我们，她从未有过一声怨言，忍着剧痛坚持做饭、操持家务，从未让我们少吃过一顿热乎饭。

母亲一生共生育了十个子女（六男四女），不幸的是，其中三个男孩在出生不久后便夭折了。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生活极其艰难的年代，母亲凭着惊人的毅力与无私的母爱，拉扯着剩下的七个孩子长大成人。让我们吃饱穿暖、无忧无虑地成长，母亲所付出的艰辛与操劳，是难以言说的。她不仅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坚韧的脊梁。

日本兵

母亲平时很少出门，但童年里却有一段关于那个动荡年代的惊心记忆。

那一年，母亲才五岁。她跟着外祖父去镇里的二姨家串门，二姨家有个同龄的表兄，名叫高福德，当时六岁。两个孩子聚在一起，在院子里玩得正欢。忽然，一阵阵令人心惊的喊杀声——“靠老斯！靠老斯！”打破了院内的宁静。

年幼的孩子对危险并没有清晰的预判，只觉得好奇。两人扒开院门向外探望，只见路对面的三角地带聚集了不少人，似乎在围观什么。福德耐不住好奇，推开门跑了出去，母亲犹豫了片刻，也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两人跑到人群后方，因为个子太小看不真切，便在人群中奋力挤到了最前面。这一看，竟让两个孩子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是一群日本兵正在练习拼刺刀，那此起彼伏的“靠老斯”，正是日语中“杀”的意思。

这时，母亲听到身边的大人们惊恐地议论，才意识到眼前这群身着军装的人就是日本兵。外祖父平日里讲过的那些日本兵杀人放火的惨事，瞬间在母亲幼小的心灵里炸开。恐惧攫住了她，母亲顾不得多想，一把拉起福德，扭头就往家里跑。回到院中，她飞快地插上大门，大口喘着粗气，心跳剧烈，仿佛那寒光闪闪的刺刀就在身后。

虽然那只是童年往事的一角，但这突如其来的惊恐，却成了那一代人共同的时代烙印，刻骨铭心。

就这一回

在那段吃供应粮的年月里，生活中的每一斤粮食都精打细算。家中兄弟姐妹共六个，我上有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当时孩子们的定量是按照年龄段分配的，平均每人每月只有20斤左右，细粮更是稀缺——每人每月不过2斤大米、4斤白面，其余全靠粗粮度日。

为了让这微薄的细粮发挥最大作用，母亲总是变着法子搭配。大米要配着小米或大碴子焖饭，白面则要掺着苞米面，蒸出二和面馒头或是大饼子。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母亲省吃俭用，坚持一个月包一顿饺子。

记得有一次，母亲又要包饺子了。剁馅、和面、擀皮、包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汗流满面。我们六个孩子看着锅里即将翻滚的美味，兴奋得又蹦又跳。起初大家还说说笑笑，后来竟在屋子里追逐打闹起来。母亲喊了几声制止，我们却像没听见似的依旧闹腾。母亲嗔怪道：“你们闹吧，就这一回！”那意思分明是说，这顿吃完，下个月再不给包了。

饺子出锅后，兄弟姐妹们高高兴兴地饱餐了一顿。看着孩子们吃得一脸满足，母亲心里的那份欢喜，远比吃饺子本身更让她高兴。

大概过了二十多天，母亲又开始和面剁馅了。我和大哥见了，相互会意地一笑。哥哥跑过去，一脸调皮地打趣道：“妈！是不是就这一回呀？”母亲被逗乐了，忍不住大笑起来。那笑声极具感染力，引得我们弟妹们也跟着笑作一团。

看着那段温馨的时光，我不禁感怀：那时的饺子，包进的不仅是馅料，更是母亲对我们无尽的疼爱。后来，大妹开始学着帮母亲包饺子、做饭，成了母亲的好帮手，也为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卸下了一份重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