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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了蹦蹦（中文） 文／泰華 以前，我並不真正懂得養寵物的人。 看見有人推著嬰兒車一樣的小車，裡面坐的卻是一隻貓或一條狗，我偶爾也會覺得有些好笑。人與動物，真的需要親近到這個程度嗎？ 直到蹦蹦來到我們家。 她來的時候還很小，瘦瘦的，最惹眼的是四隻小白爪，像穿著四隻小白襪。走起路來尤其有趣，不大肯老老實實地走，總愛一蹦一跳。我們看著好玩，索性給她起名叫“蹦蹦”。 她的好奇心大得很，哪裡都想去，什麼都想看。看到高處就往上爬，有時沒站穩，撲通一下摔下來；跑得太急，偶爾還會磕一下腦袋。摔了，爬起來，又去探索別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總要看著她，怕她跑出去，怕她摔著，怕她吃錯東西。 後來，我們從渥太華搬到溫哥華。四千多公里的飛行，她一路安安靜靜。我們住進十八樓的公寓，夏天需要開窗，可家裡多了一隻貓，窗戶便不能想開就開。 我陸續做了五扇紗窗。以前從沒想過，有一天我會為一隻貓量窗戶、買材料、做紗窗。可紗窗裝好，海風可以放心地吹進來，蹦蹦趴在窗邊看外面的天空，我的心也安穩了。 養一隻寵物，大概就是從這些小事開始改變一個人的。 每天要記得貓糧、水和貓砂。蹦蹦的腸胃比較敏感，食物不能隨便換。日子久了，這些事情也都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慢慢地，我發現，我們給她的並不只是食物，她給我們的也不只是“可愛”。 她有自己的語言。 我有時五點多起夜，一開門，便看見她已經在外面等著。她看見了我，就不再抓門催促。我重新回到床上，她也安靜下來，有時一等就是幾個小時。 她似乎已經熟悉了我的生活規律，知道我還會起來，也不會忘記她。 等我真正起床，她便走在前面，帶我去廁所。她早已熟悉了這個習慣，知道我起床以後先要去那裡。 我如廁時，她就在腳前轉來轉去，蹭蹭牆角，也讓我摸摸她。過一會兒，她便往廚房走。 走幾步，又回來看看我。 我還沒動，她就再走一次。到了吃飯的地方，又折回來。 如此兩三次。 她並不急，也不大聲叫，只是一遍遍把這條路線“演示”給我看。 我漸漸讀懂了： 好了，該去吃飯了。 貓條是我們給蹦蹦的特殊獎勵，通常梳完毛、剪完指甲才給。有一次外出住在朋友家，帶去的貓糧有些不夠，我便把貓條擠進碗里，想臨時給她補一點。 誰知她聞了聞，竟然不吃。 後來還是像平常一樣，拿在手裡一點點擠給她，她才吃起來。 原來一隻貓，也有自己認定的生活方式。 蹦蹦想親近人，也有自己的方式。 我伸出一隻穿著拖鞋的腳，她有時會走過來，先蹭這一邊，再繞過去蹭另一邊。蹭完走開幾步，我再叫她一聲，把另一隻腳伸出去，她猶豫一下，居然又回來，認認真真地再蹭一遍。 不熱烈，也不糾纏。 想親近了，就靠近你；蹭一蹭，又回到自己的地方。 大約一歲多的時候，她還有一種特別的打招呼方式。 那時我們住的房子有樓上、樓下和地下室。樓梯旁有一段欄桿，她很喜歡蹲在那裡，像守著一座小小的瞭望台。 有時我們從下面走過，肩膀忽然被輕輕拍一下。 回頭一看—— 蹦蹦蹲在欄桿旁，伸著一隻小白爪。 那個高度，剛剛好。 家裡偶爾有護工來，其中一位特別怕貓，也被她這樣拍過，嚇了一跳。從那以後，有護工來，我們便先把蹦蹦留在房間里。 同樣一隻小白爪，給我們的是驚喜，給怕貓的人卻可能是驚嚇。養她也讓我明白：喜歡自己的寵物，也要尊重別人和它保持距離的權利。 如今，蹦蹦已經三歲多了。 小時候那個瘦瘦的、毛毛躁躁的小傢伙，漸漸多了一份從容。她還是好奇，卻不像幾個月大時那樣什麼都急著衝過去。 有時她端端正正坐著，兩只小白腳並在一起，偶爾還把其中一隻輕輕收起來，竟有幾分優雅。 我們也開始給她多一點自由。 天氣好的時候，我常讓她到門外活動。她喜歡草地，也喜歡鑽進不遠處的樹叢。開始的時候，只要看不見她，我就趕緊出去找。 後來發現，她通常並沒有走遠。有時就在樹叢下面。我叫她，她耳朵動一動，身子卻依舊背對著我。等自己想回來了，才轉過身看看我。 有一次我們一時找不到她，我正準備往遠處去找，忽然看見一個小小的身影從人行道那邊一路跑回來，直奔家門。 其實一年多以前，我們到溫哥華島在朋友家住了一個星期，她就曾意外跑出去。那個地方完全陌生，我們正著急，她卻自己回來了。 那時我只覺得幸運。 現在回頭看，也許她很早就開始辨認：我們在哪裡，哪裡就是那一刻的家。 當然，我從不敢因此完全放心。 她會回家，不等於每一次都不會有意外。她在外面待一段時間，我還是會出去看看。全家準備出門以前，更有一件事情不能省——找到蹦蹦。 有時她藏在屋裡，叫也不回答，我就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找。屋裡沒有，就到外面把她找回來。親眼看見她安全地待在屋裡，我們才鎖門離開。 我漸漸懂得，信任不是放任。 後來，我自己也給蹦蹦買了一輛寵物推車，偶爾推著她到海邊步道走走。她站在網狀的車廂里，看飛鳥，看行人，眼睛不停地轉。…

一則清末北京日報上求職廣告的相關故事（中文原文） 作者：高歌 宣统三年三月十日至十六日（公元1911年4月8日至4月14日），北京日报上连续七天登载了一份求职广告。广告内容如下：      “兹有德国皇家工程师于土木工程历练有年 愿就工程顾问及教授之职并能英语 欲聘者函送北京日报转交C E可也” 这位登广告的德国工程师正是我曾祖父在1911年雇用的那位德国工程师！ 德国工程师C.E.原来是德意志帝國军队的一名军官。他因为反战，当了逃兵才来到北京。在北京期间因为害怕暴露自己逃兵的身份，他不敢与在京的其他德国人接触。为了生计，他才登此广告。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我的曾祖父当时有什么背景能够收留并聘请一个德国工程师。 我的曾祖父高增源为河北深县高盐场有名的乡绅，也是益德堂高家第20代掌门人。家族从明朝初期开始持续兴旺了四百多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拥有一所大庄园与良田500多亩。 曾祖父的同乡好友封竹轩（字永修1854-1943），出身贫农。十六岁时到北京的一个制帽作坊学徒。后来，帽店关门歇业，封竹轩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就曾自己单独干，生产各式帽子，通过串店推销，做起小批发商的生意。这样几年下来，靠着自己的精打细算和辛勤劳作赚到些钱，除了维持生活之外，还有了一定剩余。封竹轩便拿出自己积存的资金，在前门外鲜鱼口街开了个小帽铺。由于做的帽子工精价廉，受资金限制生意虽可获小利但发展很慢。后来，他与我的曾祖父一起合作，由我曾祖父拿出主要资金白银100两，封竹轩以原帽摊入伙，由封竹轩主要负责经营（合伙经营）。俩人各取名字（封永修、高增源）中间的一个字，组成“永增合”作为新帽铺的字号。合伙经营后二人终于创办了一份不错的产业。生意也越做越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赶上“义和团运动”，永增合等店铺被义和团焚毁，帽铺的全部资产一无所剩。封竹轩和我曾祖父一齐返回深州老家共同商议对策。一年以后，八国联军撤走，北京恢复了平静。于是封竹轩与我曾祖父又商定由高家再投资。曾祖父于是变卖家乡祖产200亩土地为资本，交由封竹轩再开业经营。封竹轩携带高家提供的资金，另外封竹轩也贷了一些货款为合资资本，在前门外打磨厂西段路北找到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四十七岁的封竹轩，凭多年在京闯荡和涉足商业的经验重开旧业。他极重视商铺牌匾字号的声誉，即将原“永增合”改为“永增领帽局”。光绪末年，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军制创建新式陆军，称之“新军”。 这一年，“新军”的练兵处换上一个叫王士珍[efn_note]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近现代政治人物，位列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历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政府总理。1918年，退出政坛，隐居北京。1926年5月，任京师临时治安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等职。1930年7月，卒于北京。[/efn_note]的长官，恰好封、高认识这个人，王士珍曾是原永增合帽店的老主顾，且交往甚密。封竹轩就主动找到王士珍拉关系，不想，很顺利地揽到一小批军帽和军装的加工活儿。到手的生意，他们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服装，他们深知这批军服的生意必须一炮打响！他毫不犹豫地从南方高价聘请了技术娴熟的裁缝师傅，顺利完成了这批“任务”。交活后一结算获利颇丰。初战成功，他们没有固步自封，凭着与政府和军界强人的新关系，力图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方面增加厂房设备，挑选员工，并扩大经营规模与生产能力，同时又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市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封竹轩与我曾祖父将“永增领帽局”改为“永增军装局”，门市不零售，专门承揽“大活儿”。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宗买卖是与马福祥[efn_note]马福祥（1876年2月4日—1932年8月19日），字云亭，回族，甘肃省兰州府河州城人，马家军的知名领袖。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参加抗击作战，后护卫慈禧，光绪西逃，受清廷赏识，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驻军甘肃、青海。1916年为陆军上将。1930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子为马鸿逵。[/efn_note]做的，它开启了这之后40多年高家与西北马家军的交集。 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曾在北京是独此一家，大掌柜封竹轩和我曾祖父都善于社会交际，他们在“北洋”各派系中都有熟人（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在北京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永增军装局。1913年袁世凯的大总统服就是在永增军装局定制。封、高两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军政界受到尊敬。 几年后，永增军装局又一分为二，开办隆增德军装局由高家的另一亲戚主理，后由我爷爷高亚杰接管。 我的爷爷是曾祖父的次子。1911年初进京到一家鞋帽店做学徒。正巧碰上这个德国工程师在北京需要工作。他参与了是否收留德国工程师的讨论。讨论结果是父子二人决定收留并聘请这个德国工程师。当父子二人把这个决定告诉封竹轩老先生时，封老先生开始坚决不同意聘请当逃兵的外国人。经过几次商议后，封竹轩还是不同意。于是高家就想单独出资收留和聘请这个德国工程师，在这种情况下封竹轩最终同意聘请德国工程师但是让这位工程师隐藏起来开展工业方面的探索。于是德国工程师就被安排住在鲜鱼口长巷二条，就是隆增德军装局的后院。地点非常隐蔽，还有夹壁墙可躲藏。据说他开始使用一个中国名字，从不敢用真名。 由于有德国工程师C.E.先生的加入，封、高两家的企业从此进入到工业领域。 德国工程师协助承包的第一项工程是翻砂铸造前门火车站站台上的生铁灯柱子。由他负责购置设备，传授技术，培养工人，建立了翻砂车间（1949年后成为北京市第一阀门厂，后称为北京市阀门总厂）。 工程师第二个建议是成立机械厂，就是1911年开办的永增铁工厂，1912年在天津开办的永增铁工厂分厂和之后开办的隆增德铁工厂。他协助从德国购置了几十台刨床、铣床等机械工具，由他培养一批工人，设立车间承担工程。开始了专业生产标准指挥刀和军剑。1913年又新建军用装备部和皮件厂，还开办老羊皮厂、制革厂（硝皮厂）、 印染厂、绣花厂、绦带厂、中衣厂、轧钢厂、料器厂（珐琅徽章厂）等。凡军队所需的军帽、军鞋、军官服、战刀、马刀、指挥刀、佩剑、枪套、腰带、战马鞍、勋章、奖章，行军帐篷、行军床、担架、水壶、水桶、饭盒、行军锅灶、士兵用品等上百种产品，永增都能生产，充分满足供应。另外工程师还建议更换被服厂的老缝纫机，并协助购买了一百多台胜佳牌（Singer）缝纫机。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与效率并提高了竞争力。新开办的皮革厂（硝皮厂）采用先进制革技术加工生产皮革，为军装局制造鞋靴、武装带等军需用品提供优质皮革原材料。在天津的永增铁工厂曾在1915年制造了一辆四缸汽车，并参加了在北京先农坛召开的国货展览会，轰动了京城。 下面开设的这些商铺是封、高两家没有让德国工程师参与。1915年封、高家利润不分成，又合资成立了银器厂。1917年成立永益木厂。1919年开办中原金珠店。1920年开设永裕粮店、永寿合寿材厂（高家独资）、永巨合料器店、永增售品所等。1922年，开设“多茂钱庄”、“永增合银号”，续开“永通银号”。1924年，在大栅栏开设了永增源绸缎布匹呢绒皮货洋货店（高家独资）。在西单商场开设益茂绸缎店（高家独资）、德茂绸缎店（高家独资）、半亩园番菜馆等。 永增铁工厂和隆增德铁工厂在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作为兵工厂，专门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制作各种冷兵器包括大刀和其它军需物品。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1933年宋哲元部在河北省、热河省交界一带的长城隘口喜峰口与日军的关东军所辖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交战。第二十九军挑出500名士兵组成“大刀队”。3月11日深夜兵分两路夜袭日军步骑兵营地和炮兵营地。此次夜袭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人，获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1937年，以喜峰口大捷为背景创作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中国。 毫无疑问，因为及时的聘请了这位德国工程师，使得“永增”企业如虎添翼,得到飞速发展。在1928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封、高两家共有40家企业与商铺（其中有多间是高家独资开办的），共有员工3000多人。商铺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太原、青岛、徐州、西安、兰州、银川和玉门[efn_note]信息来自【李守信自述】第162页[/efn_note]。 封、高两家在20年代末开始分家。原因是两家的后代在企业管理方面出现分歧。30年代初完成分家。封家保留“永增”品牌，得到十几家企业和商铺。高家得到二十几家企业与商铺。分家之后，封、高两家仍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天津的永增铁工厂1949年后改名为天津第一机器厂。隆增德军装局所属的北京机械厂1949年后改名为北京第一机械厂。隆增德硝皮厂在1949年后改名成北京皮革厂。 一九三零年，欧洲战争的风声早已过去，德国工程师C.E.获厚赠离开他生活了十九年的北京回德国定居。 爷爷摄于1920年代初北京。爷爷从1920年代初开始接替我曾祖父与封竹轩一同掌管合作的各个企业。 民国初期永增制造的指挥刀 永增制造的指挥刀 永增合银号 溥仪在中原金珠店定制的金餐具。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后记1： 一张珍贵的历史相片 这张珍贵的历史相片拍摄于1912年前后的北京。相片中是一名德国军人，身穿中式改良军服。上衣带有传统盘扣和边缘滚边的对襟马褂，袖口处有宽大的浅色装饰或刺绣。下身则搭配了中式宽松马裤，头戴中式小帽，脚蹬中式长筒靴，手持永增军装局制作的军刀。他的面部表情显得严肃、冷静。 我分析他可能就是我曾祖父雇用的德国工程师C.E.先生，但是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后记2：在报纸上找到德国工程师求职广告的经过 当我浏览老报纸时，我原本并没有抱着太多期望。三万多份从清末到民国的报纸，仿佛是浩瀚如海的历史碎片，我像是在无边的海面上捞针，心里明白找到关于我曾祖父或爷爷的直接线索几乎是指望不上的。但正是这种不抱希望的心境，让那一瞬间的发现，犹如闪电般击中了我。 那一天，我在翻看1911年的《北京日报》。我看到那一小块不起眼的广告，视线突然停住。那是一则德国工程师求职的广告。短短几十个字，却在我脑中像是点起一团火。我愣在那儿，心跳忽然加快，手指微微颤抖，甚至忘了继续呼吸。因为我想起家族里流传的一个老故事——曾祖父和爷爷在清末民初时曾雇用过一位德国工程师。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当时眼睛一点点睁大，心里由惊讶变为震动，像是被拉入了一个时间隧道，跨越百年，与那位素未谋面的德国工程师隔空对望。广告上的名字陌生，文笔略显拗口，语句里带着典型的外国人书面汉语，但却无比真切。我甚至能想象他当时的样子：一个异乡人，在风云激荡的北京街头，怀着忐忑和希冀，在一家报馆递上这篇求职启事。 一瞬间，我感觉到一种不可言说的亲近感。那不是单纯的好奇，而是一种深究血脉与历史的强烈共鸣。我意识到，也许，我正在触摸到家族历史的一条极细微却宝贵的线头。那位工程师的经历，也许与我曾祖父与爷爷的故事有某种交汇；那一刻，他不再只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可能是曾真实站在我祖先身旁、参与他们生活与事业的人。 我的脊背微微发热，甚至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走动的冲动。我太兴奋了，几乎难以坐稳。许多年来关于家族史的疑问与渴望，在这一刻像被点燃的引线一样快速蔓延。我紧紧盯着报纸上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哪怕一点信息。 我立刻拍下广告的相片，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温哥华的亲戚发了邮件，希望能求证。每敲一个字我都加快一点速度，仿佛所有情绪都挤在胸口，急着要冲出去。当亲戚回复说：“当时那个德国工程师是逃兵，不敢用真名登广告，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心里虽然有一丝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奇妙的坚定。 这份报纸上的德国工程师，也许不是那个人，但也许就是。 那一刻的感觉——那种历史突然活了过来、家族传说突然有了实物线索的震动——是真实而深刻的。它让我意识到：过去不是遥不可及的尘埃，而是在某个角落、某个字里行间等待被发现的生命痕迹。 当我再次回望那张老报纸时，兴奋已经沉淀成一种深深的敬畏和感动。那是跨越百年的呼应，是一个家族与历史之间久违的对话。而我能在此刻读到它，是一种幸运，也是时间给予我们的礼物。 2024年8月初稿写于加拿大渥太华 2026年7月增补于加拿大温哥华 A Story Related to a Job-Seeking Advertisement…